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适应时代要求创新思路，推动老龄工作向主动应对转变，向统筹协调转变，向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转变。这是创新和发展农村养老保险的根本指针和基本遵循，我们必须深入贯彻。
第一，向主动应对转变。我国自1992年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至今已25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环境”发生了深刻改变。一是城乡互动日益频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向城市转移了3亿人口，城市劳动工资、保障体系渐成农村参照系。二是农民的民生预期逐渐增高。现代农民区别于传统农民的标志之一，就是伴随着权利意识增强而带来的民生预期走高，以2005年农业税的取消为标志，农民的民生诉求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具体化。三是农村老龄社会程度逐步加深。据测算，以前一对农村青年夫妇到60岁时，与子一代、子二代人数之比大约为2∶25，现在则减少为2：12，即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上升了一倍，这个比重还有扩大趋势。
因此，创新农村养老保险机制要主动应对上述变化。农民对养老保险有“三盼”，第一盼是解决养老金的作用大小问题，第二盼是解决农民进城后养老金的接续问题，第三盼是解决养老金如何到农民手上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一要创新宣传普及工作，运用多媒体展示、乡镇养老工作协理员上门服务、组织村民熟悉养老保险运作流程等方式，把尽可能多的年满16周岁的青年农民吸引到参保行列中，做到“应保尽保”，使养老保险的“老”不仅是“正在进行时”，而且是“未来进行时”；二要设计出更倾斜于民生预期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努力使养老金跟上物价水平、农村养老系统跟城市养老系统对接、养老金领取手续简便；三要加大为农村老龄人群体服务的力度，工作网站应点多面广，让基层养老保险服务重心由乡镇进一步分散和下移到中心村，做到足不出村就能轻松享受服务。
第二，向统筹协调转变。未来农村养老保险的统筹协调有三个重点。一是参保对象。在城市化背景下，有的参保户既是农民又是市民，要么已经参加了“农保”不能转续为“城保”，要么得双重缴费，前者增加了农民困难，后者则增加了农民负担。向统筹协调转变，就是使两个养老保险系统有机衔接，使两个系统数据互认共享。二是养老协理员。现在很多从事乡镇养老保险工作的人员或是从乡里临时抽调出来的，或是干一两年就会调走，缺少接受过专门业务培训的专职人员。应统筹协调调配养老协理员，由县劳保局统一任命下派到乡镇，实行垂直管理、双重领导，增强协理员的归宿感、责任感。三是多“保”合一。目前农村养老保险与新农合医保甚至工伤保险等是多卡分行，随着农民“福利包”增多，统筹协调很有必要。
第三，向加强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我国农民参保年龄不断前移，从60岁到45岁，再到现在的16岁，体现的正是离覆盖人的全生命周期愈来愈近。
用全生命周期养老的理念来创新农村养老保险机制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参保农民缴费年限和获益年限如何保持合理比例。农民参保理想预期是获益最大化，即缴费年限短、获益年限长，而全生命周期养老必然使缴费年限向“少龄”延伸，此时获益年限是维持不变还是相应延长，延长多少为宜，值得探讨。二是用于财政支出的补贴资金如何筹措。现行新农保实行的是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的资金筹措方式，如果引入全生命周期养老，加上全面放开“二孩”后人口基数的扩大，若干年后政府补贴资金将大量增长，这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慎密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未雨绸缪。三是相关配套机制创新成果如何更有效地推开。近些年来，农村土地、宅基地使用权质押贷款，农民参加义务工和其他公益活动抵扣缴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都已在试点，下一步应解决试点成果的推广，为全生命周期养老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转变。文化越来越成为丰富老年人生活的“精神家园”，这就亟需拓宽养老保险的内涵与外延，树立包括文化在内的大养老保险理念。因此，要积极开发文化保险项目。保险机构要积极创新产品，可采取政府补助、农村个人自愿购买的方式，提高文化保险产品参保率。同时，政府或社会力量要为文化公益机构或项目投保，诸如农家书屋、农村公益图书馆等。这些都将为农村文化养老事业插上腾飞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