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于养老方式的认知上，受访者对于城心养老的优势选择排在前三的是离市中心近/生活便利/交通便利、方便子女/亲人探望、熟悉的生活圈/社交圈。而对于城郊养老的优势，受访者选择排在前三位的为生活环境好、居住面积大、交通便利。综合比较，有83%的受访者愿意选择城心养老的模式。
蓝皮书同时指出，随着泰康保险、大家保险等商业保险集团适应银色经济时代的消费需求进行金融创新，推动保险、地产、医护和养老服务闭环管理，实现养老保险产品与养老社区相结合，由此形成养老金融新格局，且正在向核心城市群聚集。
在此背景下，核心城市群发展需要扬长避短。蓝皮书表示，核心城市群在养老事业、产业发展上存在诸多优势：养老金市场发展可以增加长期资产配置，促进资本市场转型、治理和持续发展；嵌入医护的养老社区建设，可以促进健康科技与银发产业的发展；促进就业市场结构转型，形成既适应青年劳动人口，也适应大龄劳动人口的新型就业市场；带动当地政府改造老旧居民社区，大力发展养老社区，满足大多数居民养老服务需求。由此形成核心城市群持续发展优势，有利于提高国家竞争优势和促进外循环经济社会发展。
蓝皮书主编、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和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带领团队在2021年开展了“中国城市居民养老服务需求调查”，调查发现52.85%的受访对象选择居家养老，受访者更愿意父母选择在家养老，占比58.23%。选择在家照护失能父母的比例较低，选择社区照护和机构照护的比例高于父母的选择。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已经意识到失能失智和临终照护是刚需。
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是刚需，着力打造正三角的医护体系
11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目前我国失能失智老人约4500万，今年以来，我国已在北京、山西、辽宁、四川等15个省份开展老年人失能、失智预防干预试点。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当国民寿命越高的时候，失能失智老人照护需求就越明显。”杨燕绥对澎湃新闻表示，这个需求是家庭有孝心有钱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需要专业技术和专业空间来解决。
在杨燕绥看来，对失能失智人群的照护属于广义医学，它不在狭义的医学当中，它也不属于医保基金付费的范围，属于目前正在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
“其实不能把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问题一味地丢给养老机构。”杨燕绥表示，养老机构主要还是负责老人的生活照料，一旦承担了失能失智照护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投入，比如刚需的急救，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更需要国家的卫生医护体系。
杨燕绥认为，国家现在就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打造一个正三角形卫生医护体系。
什么是正三角的医护体系？杨燕绥解释，正三角形的医护体系基层是最大的，龙头医院的医生把关，医护团队下基层长期负责急性后期的康复护理，托管社区或者社区的康复医院，指导照护机构的工作。
杨燕绥表示，所以基层紧密型医共体非常关键，这个服务体系打造起来后可以支持甚至嵌入社区，而不是让养老社区养老机构自己去办这个医护体系。
“自己去办的危害性非常大。”杨燕绥表示，因为一个养老床位和一个医疗床位的成本和功能差异非常大。如果把这样的责任划给养老机构，养老机构盲目地去配建医疗床位和引进医生，护工的工资就更低了，如果护工的工资再这么低下去，这个产业很难发展起来。
最适合的养老最大的堵点在哪里？
蓝皮书的“中国城市居民养老服务需求调查”中提到，受访者为自己选择养老方式的结果显示，52.85%的受访对象选择居家养老，其中25.3%的受访者希望在不能自理时由家人照护；27.55%的受访者希望由专业机构提供居家服务；26.42%选择需要社区养老服务，其中有18.86%的希望能去社区日间照护中心；另外，7.56%的老年人希望能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居住，有17.58%的老年人愿意选择去机构举办的养老社区和照护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北京市老龄委专家委员会委员黄石松在国是论坛上指出，最适合的养老服务有三个要素：一是专业化的服务。谈机构、谈照护、谈康复，关键是要有专业化服务。二是有家的感觉。把养老机构搬回家，办家庭养老床位已成为当下养老趋势。三是价格合适，可以承受的支付能力。
不管是在居家养老还是去照护机构养老，照护人的问题都是关键一环。
养老服务业是长寿经济新形态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也被许多人称为朝阳产业。但就是在这一个朝阳产业中，从业者尤其是我国专业护理人员不足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要用最短的时间建立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可能有一个矛盾。”杨燕绥认为，现在养老服务要配置房屋土地和环境的改善，投资都很大，所以这时候总是用挤压人工的这个方式来做。这个时期应该尽快转变，当土地房产合理配置，要尽快提高专业护理人员的收入。
“在西方，养老服务业发展相对成熟的时候，一个成熟护工的收入不低于一个医生。”杨燕绥表示，现在养老行业护工的薪资很低，大龄劳动人口和新生的劳动人口，甚至包括农村富余转入城市的劳动人口，都不选择这个专业，因为没办法生存下去。护工的待遇是今后在土地房产配置之后最关键的问题。
黄石松则认为，“最后一米”的体制机制障碍是提供最适合的养老服务最大的难点。
“最后一米”的体制机制障碍体现在哪方面？
黄石松指出，如今老年人口空间结构、分布和养老服务健康资源的地理分布错位。老年人集中在中心城区，但这些地区的养老服务资源紧张；老年人需要整合的、一站式的、打包的服务，但现在市场能够提供都是比较碎片的服务，专业程度不高，特别在照护、健康方面。
黄石松认为，“最后一米”的体制机制障碍，突出的表现就是供需两边的不匹配。考虑到这点，住房制度还需进一步深化改革，从规划设计、空间布局、老年友好社区到房屋的交易、租赁、物业管理，全流程思考老龄化社会的住房政策十分必要。
“总的来说，实现最好的养老服务还需要多方共建共享，政府、家庭、社区、保险、住房制度改革共同推进，对此我充满期待。”黄石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