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老龄化与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老龄化是本世纪全球人口发展的突出趋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快，压力尤其突显。这要求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制度安排和城乡空间规划需要尽快调整，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过程。由于绝大多数老年人仍然生活在社区，建设能够更好地适应老年人口综合需求的城乡社区,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世界卫生组织在1980年代提出“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在1990年哥本哈根世界老龄大会上将“健康老龄化”确立为应对老龄化的全球战略。2002年的世界老龄大会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行动建议，将健康、参与和保障构成应对老龄化的政策框架基础。积极老龄化强调发挥老年人口在物质、社会和精神方面的潜力，支持老年人口根据其需要、愿望和能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公共事务。
在积极老龄化的视野下来讨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依托社区和在老年人口生活的地点加强养老服务显得尤其重要。
什么是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体系
上海在2005年率先提出“9073”的养老服务事业的总体格局，即90%的人口由家庭自我照顾，7%的人口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的人口享受机构中养老服务。总体上看，“9073”的养老服务体系，只是解决了政府养老的财政预算如何安排的问题，并不能对如何实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细化的工作指南。
在积极老龄化视野下，需要基于“社区主义”的发展趋势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其工作重点是依托社区整合资源和整合服务供给，促进家庭、社区和机构养老的有机联动，提供综合性、专业性的服务，增强养老服务和社区生活的紧密结合。
借鉴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地区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服务供给的联动性。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是依托社区实现家庭-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的相互支持和共同联动。在社区内可以建立包括老年活动中心、托老服务、老年生活公寓和护理医院等不同功能的多样化机构，丰富养老服务能力，以及根据老年人口不同的分级服务需求提供服务。社区整合性服务是建设一个完整的社区平台，为老年人口家居生活和机构养老开展支持和服务。
第二是服务内容的综合性。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不仅致力于满足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和家庭服务，同时支持老年人口健康促进和医疗护理，以及包括文化、体育、休闲发展等综合需求。不仅要实现包括预防、康复、医疗和照顾相结合的医养结合，而且需要扩展医养体的结合，以及和文化、教育等多样性需求的紧密结合。
第三是服务主体的多元性。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不仅应积极增强家庭养老的能力，同时需要鼓励邻里互助、通过志愿者和义工，加强专业社会工作者、医生、护理员、法律从业人员等服务供给力量，提供系统整合的专业服务和社会服务。
第四是服务资源的多样性。社区整合性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最大的优势，是共享和调动社区内不同的资源对养老服务提供支持，例如学校的食堂、社区的文化站、图书馆、社区卫生中心、医院、超市、餐饮等，通过社区资源网络的整体性构造，强化社区功能整体的作用，增强养老服务的能力。
第五是服务流程的整体性。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需要政府的管理和投入、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以及市场服务的产业等共同发挥作用。通过对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服务供给、服务监管和需求反馈，形成制度化的服务流转，执行专业化、标准化的服务标准。同时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信息的优化，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实现精准化的养老服务。
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体系的支撑机制
第一，通过社区规划为整合性养老服务提供适老生活的基础环境和社会设施。
老龄化带来具体地点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生活内容发生变化，因此需要空间的调整实现有效应对。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要求改变割裂性的家居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的建设标准和设计标准，丰富社区规划的内容，提供分层次的社区养老服务规划的设计方案，为依托社区的养老服务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物质基础环境的配置。
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要求依托机构养老标准开展家庭适老化改造，这将为建筑和家装领域带来新的标准化要求和新的发展机遇。在社区中需要为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提供相关的物理环境和设施建设，例如适合老年人行走的步道、无障碍设施，适合老年人休息的长椅和凉棚，更大比例慢行交通的公共道路，促进健康锻炼和生态服务的广场，公园等。根据老年人口生活需求提供15分钟养老服务圈的服务安排，居委会、街道对道路，公园，体育，文化服务，社区商业和餐饮业设施，老年医疗护理和养老床位数形成指导性的规定。
在社区规划和建设实施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需要重视老年人口自身的需求，将老年人口的参与作为城市社区规划的基础。老年人的参与、其子女的参与，包括社会工作者等社会组织的参与应该作为社区规划的必要基础，在社区规划过程中得到实施，才能使城市的物理空间实现老年友好。这也进一步说明，社区规划应该采取一种治理的指导原则。治理的发展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发现公众需求，通过不同社会组织开展对话和协商，才能将供给和需求实现有机结合，并从根据上实现需求为中心的规划。在充分参与的基础上，社区发展应该通过社区规划师制订工作清单，通过治理的机制开展社区规划和社区更新，才能建设适应所在社区人口特点和具体需求的养老服务空间安排。
在城乡社区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应该根据城乡社区的不同类型，所在社区人口总量结构和人口构成的不同，在空间环境和社会规划中实现不同的具体设置。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的社区养老服务的规划配置，和在郊区农村的社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由于人口数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显著不同，带来人口的需求不同，其社区规划的安排也应该有不同的特点。
在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空间规划中，应特别重视老年服务物质设施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合理配置，以及增强功能的弹性。例如重视发展一些复合型的养老设施，这样能够使老年服务的空间安排可以发挥最大化的效用。这也恰恰能够表现出需要增强养老服务在社区发展中的整体性。例如在一些城市的郊区，老年活动中心和养老院供过于求，而在中心城市的空间却不足。在一些城市中心社区，可以将幼儿园和养老院的场地结合起来，这样能够一定程度上扩充养老服务的空间，并形成一种通过老年人口照料幼童、幼童丰富老年人口精神生活的良好的互动。一些社区公共空间，白天可以作为通勤和商业、餐饮服务的空间，晚上可以作为老年人口体育锻炼的地点。这一定程度上能避免由于缺乏场地，居民区内的广场舞出现扰民的现象，老年人的体育锻炼和社会交往能够得到增强，同时能够丰富社区的文化活动。努力探索增强空间的弹性，对于实现基于社区的整体养老服务有巨大的潜力。
第二，通过科技创新建设智慧养老社区及为老年人生活发展提供精准化服务。
科技发展有助于整合社区服务各种资源，提高服务效率，并增强老年人口获得各类服务的可及性。特别是基于科技的服务深化，能够使老年人口在活动性下降的过程中得到必要的支持，继续实现其公共生活的参与，例如一些社区通过综合性的网络应用解决老年人口所需要的家政服务、维修服务、交通服务、餐饮购物，等等。科技服务也使教育、健康等各类远距服务得以可能，特别是电子健康档案的社区应用，能够帮助老年人的医院、社区医院和家庭医生的服务整合。此外，科技创新还能增强老年人口之间的社会网络，提升老年人口社会参与的能力。
中国不少地区正在开展智慧养老社区的探索项目，通过养老服务平台和信息化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基于养老服务平台实现数据收集和数据管理，从而能够提供更加精准化的老年服务，例如主动地对老年健康、安全提供预警、服务和救助。通过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有助于对养老服务状况开展及时评估，有利于对优化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乃至于社区空间规划和设计提出建议。同时，从养老服务平台的运营模式看，通过对接企业、会员制的居民投入，以及政府的财政支持和监管，有助于实现整合化的服务。
第三，通过社会治理提升社区养老服务的共同参与和多元供给。
社区整合性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但是由于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单纯依靠政府的行政投入，依靠政府的行政管理是难以完成的。只有通过广泛的公共参与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投入，在社区中形成养老服务的共同体，才能实现社区依托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因此，社区整合性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基于社区发展能力的提高，需要社区本身从行政化的社区事务安排中转变为自我运行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在基层社区中建立丰富的专业性服务网络，需要专业性的养老服务人力资源队伍，包括护理员、营养师，医生，社会工作者等等，同时通过各种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来参与到社区养老服务的具体供给中去。社区养老服务要形成产业市场，才能使社区养老服务具有可持续性。政府可以通过养老服务补贴、购买服务等各种手段，激励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的发展，丰富社区养老服务的社会主体的发育。
第四，通过公共政策为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提供制度支持。
基于中国国情，社区整体养老服务体系特别需要政府主导，离不开有效的公共政策供给和管理制度安排。这包括在国家宏观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应该为加强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制定专项计划。政府需要主导制定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管理和运行的制度规定，规范养老服务的标准，对养老服务进行科学监管，促进养老机构建设融资和企业债券，增强对养老服务的财政补贴和对养老服务提供税收减免，完善对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资格认定的制度规定，等等。政府不同部门应该形成合力，形成整合性的公共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安排，才能使社区整合性的养老服务实现有效运作。
在中国快速老龄化的过程中，需要探索在城乡社区中因地制宜地形成富有特色的养老模式，形成社区整合性养老服务体系的规划设计方案、技术应用方案、社会治理建设方案，以及和相关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强化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养老服务功能，创造出老年人口积极参与其中的社会生活形态，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发展目标。（作者任远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本文完整版本刊于《城乡规划》2020年第3期。）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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